前些天看電視，發現中央臺好幾個新聞節目都有關于“公德”的內容，我還在網上看到調查，詢問哪一種“失德”行為zui讓人厭惡，其中一條是，在超市里偷吃貨架上的食品。我設想了一下，假如我在超市里看見一人偷吃水果什么，大概不覺得此人品行有什么問題，倒是很刺激的一種游戲。電臺報紙整天開設“公德”或“文明舉止”一類的欄目，要把老百姓都教育成紳士，但我覺得是否隨地吐痰、是否自覺排隊都屬于“私德”，都看這人有沒有“德行”，這東西還是要自我教育。
       有個朋友從加拿大回來，和我講開車的道德，其中一條很有啟發:遇到紅燈的時候，每輛車都排隊，但距離前車有一個車身遠，這樣等紅燈變綠燈的時候，大家都是一腳油門，這樣一個燈能過去很多輛車。如果像北京這樣大家都頭頂著屁股，一個起步加油，過去的車反而少，這是個有關效率的問題。在北京開車要留那么大的空子，總會有車加塞，而過路口，即便是綠燈，也要提防忽然躥出來個自行車或行人。
        這位朋友說，在加拿大，他的車就沒用過喇叭。而他認識的一個北京人，到那里就被車撞死了。這位兄弟開車進岔路口，不知道停車避讓。大多數時候，我能做到嚴格要求自己:不對行人鳴喇叭，也不對別的車鳴喇叭。不加塞，遇到加塞的就給他讓進來，總而言之是怎么面就怎么開，這樣開車能獲得一點道德*感。
        公共媒介是該關注“公德”，我對“公德”的理解是，一部分人侵害另一部分人的權利，在我們對許多社會不公平與不道義現象沉默的時候，要求每個人都當紳士是很滑稽的。我相信現在隨地吐痰的人比80年代要少多了，公共汽車排隊秩序也不會很差，但社會普遍的道德感在下降。我沒有能力分析這個大問題，倒愿意分析自己。
         我家樓下原本有一塊規劃中的綠地，但后來那里要建一個加油站，居民不答應，到街道辦事處去詢問，得到的回答是:這不是更改規劃，而是將規劃進一步細化，咱們這片地區需要增加一個加油站。居民聽不進這種解釋，到工地去制止施工，到市go-vern-ment上訪，到法院告狀，我參加了這次“市民運動”。因為我從心底相信，在一片居民區里建一個公共設施，首先要讓周圍的居民同意，而不是官員和商人來決定。但一番辛勞之后，這加油站還是建起來。大家只好說，我們要抵制這個加油站，絕不去那里加油。
我當初也是這樣想的，這是一個道德標尺，我固執地認為，這個加油站是商人買通街道辦事處的干部硬塞到這里的，而拒絕到那里加油的行為簡直像圣雄甘地一樣，是“非暴力不合作”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經過這燈火通明的加油站，發現它是那么美，主色調是紅加白，有兩個雙向的進出口，有個碩大的頂棚，有著中國石化這世界500強企業的標志，怎么看都透著現代化。而早上起來在那里加油的車輛排著長隊，我忘記了我的道德標尺，就跑到那里加油去了。當初去工地制止施工，有眾多婦女老人跑在前面，幾個帶頭人還為此被派出所滯留一夜;當初去法院打官司，很多鄰居是穿著統一的黑色T恤，表達自己的義憤之情的;當初去市go-vern-ment門前上訪，是要和pol.ice**的圍追堵截斗智斗勇的。我做不了圣雄甘地是因為我不能無欲無求，貪圖那一點方便就放棄了我的道德標尺。
每天上下班都要開車，都要經過北京三環路與二環路中間一處擁堵地帶，某一天我發現，路過的一處街心公園被一劈為二，綠地和樹木消失了，要修路。那片街心公園里有兒童滑梯，有許多老人晨練，市政官員可以粗暴地將這片樹林與草坪削減去一半，而剩下的一半不過是兩條大馬路之間的縫隙，即便我從來沒去過那公園，我依舊會感到憤怒，特別是看到一棵棵樹被連根拔起，讓我想到兩個字:無情。我從來沒看到有誰為這條通道周圍的居民鳴不平，高架路將綠地抹去，將從他們的樓前呼嘯而過，但這是“暢通工程”。
         2005年年底，這條路通車了，我從三環到二環就可以直接駛上這條高架路，上班下班能一共節省20分鐘時間。輪胎與新修的路面發出的摩擦聲音很悅耳，于是我由衷享受這條道路帶給我的快感，渾然忘記它是砍掉樹毀掉草傷害了別人而來的。
         當初為加油站問題到法院告狀，我由衷感受到氣憤，敗訴之后，我也由衷感到失望，因為法律并沒有維護百姓，而是維護了規劃局這樣的go-vern-ment部門。當初看到那個綠地被變成工地，我也由衷感到惋惜，但能不堵車，我也由衷地高興。這些矛盾都可以這樣解釋:我們都在發展中。但如果沒有一個好的道德標尺，這個解釋是多么無力。■